6月5日，知名电竞经纪人efeng在微博爆料称：“DWG中国老板同韩国代理人进行司法维权”，这件事将S10世界冠军DWG（现更名DK）的归属权一事推上了风口浪尖。
据efeng爆料：“DWG夺冠那年衣服上的BlueSky（兰天）就是他们中国老板的名字，但因为韩国代理人的问题一直没有完成交割。他维权至今都不被承认，着实艰辛。”
在得知该消息后，《人民电竞》同兰天展开对话，他则细致描述了近两年时间有关该事的维权过程和最新进展。
DWG 2020年队服上的Blue Sky是兰天的名字
以下为对话实录：
Q：兰天你好，请你简单为大家描述一下这件事的经过和你同DWG的关系是什么。
兰天：2019年5月份的时候，我参与竞标了LPL的新名额，但遗憾没有中标。随后经过朋友介绍，得知当时的DWG老板想要出售俱乐部，经过多次沟通以后，确定了购买方案。随即通过介绍人郑智浩（정지호）全资购买了DWG俱乐部。由于疫情，联盟化等多方面原因，所以选择由郑智浩去代持DWG的股份。
DWG俱乐部在2020年拿了夏季赛的冠军，此后还获得了S10世界赛冠军，但在此期间，郑智浩作为股份代持者却未经我同意就将队伍出售，将队伍60%的股份卖给了第三方Blue公司（公司更名为：ABYSS Company），剩下的40%股份卖还给了原老板李友勇，并进行了LCK的联盟化注册。
在知晓此事以后，我立即开始了维权行动，至今已经两年的时间，因为各种原因，近期我也更换了我的代理律所，联系媒体朋友是因为维权之路之艰辛，属实罕见，迫于无奈希望寻求一些帮助。
Q：可以较为详细的描述购买俱乐部过程和这两年间的遭遇吗？
兰天：2019年11月的时候，经过朋友的介绍我认识了韩国人郑智浩，并得知了DWG原老板李友勇(이유영)在售卖俱乐部的事情，于是我通过郑智浩作为中间人，同李友勇建立了联系，在不久后我们就确定了购买俱乐部的最终方案。
此时恰逢LCK进入联盟化的阶段，郑智浩以“担心联盟化因为DWG的中国老板身份会有一些障碍”等多个理由，劝我将股份由他代持，并承诺事后再将我登录进DWG的股东名单。此后的一段时间，我将购买金额全部付清，并将股权转移代持到郑智浩身上，并且由他在韩国处理运营DWG的相关事宜。
2020年，DWG的成绩开始突飞猛进。在春季赛DWG就位居LCK的前四。从春季赛开始，郑智浩就开始同我反馈有Blue财团对俱乐部进行报价，但我了解到，Blue的每一次报价都不符合我的标准，于是都给了予明确拒绝。
2020年6月，已经接近向LCK递交联盟化的期限，在那时我已经做好独立运营DWG的准备，但屡次被郑智浩以“Riot Korea禁止中资”为由拒绝。紧接着，郑智浩私自将俱乐部售卖给Blue，并在LCK注册。
得知这个消息的我无比震惊，并且当即想通过各种途径找回公道，当时我找到了韩国最大的律所：金张律所进行维权。但此时恰逢S10世界赛期间，考虑到俱乐部团队在备战比赛，于是我并未将这件事的影响扩大，但也在通过法律途径积极维权。
DWG在那次S赛最终获得了冠军，但我想世界上可能没有人比我的心情更复杂：为了彰显我的名字，在队服上绣了“BlueSky”，我认为这是一份最美好的羁绊，也为此承担和付出了所有。我本是这个俱乐部真正的老板，帮助他们度过了夺冠之前最困难的时间，但最后却连一张决赛的观众席门票都没拿到。
Q：当时郑智浩给出了“ LCK联盟化的障碍”作为代持股份的理由，那么，事实上是否有这样的情况？
兰天：在事发之后，我才了解到，不论是韩国RIOT还是哪边都从头到尾没有拒绝过外资，但此前郑智浩以及DWG的原老板给我的理由是“为了顺利通过联盟化”，这应该是一个谎言，或者是郑智浩在当时就是为了去代持股份、拿到股份而编出来的理由。事实上大家也知道，不论是T1还是Gen.G都是有外资的。
Q：从2020年维权至今已经快两年的时间，如今案情的进展是怎样的？
兰天：这个案件一直是处于诉讼和调查阶段，但整个诉讼和调查的节奏是由韩国的警方和检方掌控的。在今年年初我更换了律所，在韩国目前有三家律所在帮我处理这件事。
整体案子目前还在进展中。可能外界鲜有人知道这件事，因为我一直在很低调的处理该事，我不希望从中影响到DWG俱乐部的选手和粉丝。我个人认为，这是一个商业行为，还是要回归到到商业的角度去看，而过度的曝光，对队伍的形象和各方面都是绝对负面的事情。
但事情发生至今我却依然无法看到一些良性进展，也从未得到当事人三方的一次正面回应，于是我决定通过曝光的形式，寻求一个公正的审判。
Q：对于这件事而言，最终的诉求是什么？
兰天：总体的诉求分为两点：
第一，这两年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和恢复名誉的问题。因为在两年间，外界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，同时DWG官方还发布了声明，撇清了中方资本的关系。更有甚者，在韩国经过不当发酵后，我被称为“因为DWG夺冠就来碰瓷的骗子”。所以我想恢复我的名誉。
第二是对于这个案件，得到一个公平的审判。在这两年间，我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，也让我意识到了跨国维权、在韩国维权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。一方面是因为疫情，我不能方便的进出韩国，另一方面则是语言和文化的不通，让交流变得困难。但我依然相信，作为一个本次案件的受害者，我可以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。
